轉載：新浪科技 作者：唐風 編輯：上方文Q 2010-09-11
導讀：彭博社今天在其網站上刊出該社亞洲新聞記者包峰和蒂姆·庫爾潘(Tim Culpan)撰寫的有關富士康科技集團的報導。以下是這篇報導的主要內容。
8月中旬炎夏的一天，在富士康科技集團(以下簡稱“富士康”)旗下深圳龍華工廠的廠區中，工人們正沉醉於一個難得的慶典中。在這家工廠中，有一支由30萬名工人組成的“大軍”吃住，任勞任怨地生產iPhone、索尼PlayStation和戴爾電腦等產品。
這天，富士康工人先是舉行了一次遊行活動，這是一次“愛麗絲夢遊仙境”般的奇觀。在這次花車滿街、喇叭轟鳴的遊行活動中，工人們紛紛裝扮成維多利亞時仕女、日本藝妓、啦啦隊長和蜘蛛人。此後，工人們又在一個大型體育場裡舉行了一次兩個小時的集會，會上有雜技表演和音樂表演，有煙花燃放，還有“珍惜生命” 和“互相關心，建設美好未來”等歌曲的反复吟唱。
彭博商業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在9月13日刊中報導稱，這次慶典幾乎不能說是一種情感的自發宣洩。恰恰相反，這是工會與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富士康旗下的旗艦公司)管理層聯手製造出的產物，目的是修補富士康在大陸20多家工廠中92萬多名員工的“集體心理”。
做這件事情的必要性在今年早些時候11名富士康員工自殺後凸顯出來，這些員工大多數都是從富士康的高層宿舍樓跳樓身亡的。一向不願在公眾面前拋頭露面的富士康及其59歲的創始人兼董事長郭台銘因此成為所有人關注的焦點，面臨著來自客戶、工會激進人士、記者、學者和政府的監督審查。
工業“怪獸”
工人自殺事件讓富士康的名字為全球大多數人所知，代價是背上了人們能想像到的許多最糟糕的字眼——比如說，它就像是一頭對待工人如同機器的工業“怪獸” ，利用大量年齡一般在18到25歲之間的農村廉價勞動力，以看起來不可能的價格生產iPhone等產品。對於西方消費者來說，失去的生命就像是一張“邀請函”，引導他們思考自己手中的電子玩物的真正“成本”。
對於跟富士康有生意往來的公司來說，自殺事件不僅是一場公共關係“噩夢”，同時也是對其外包戰略的一種考驗，而這種戰略對其淨利潤來說極其重要。這些公司包括IBM、思科、微軟、諾基亞、索尼、惠普和蘋果等，而它們都十分注重公司形象。
而富士康的行為使得事情變得更加糟糕，因為在對自殺事件作出回應的問題上，該公司不但行動遲緩，而且最初的回應很不得體。在接受一次獨家採訪時，郭台銘承認他沒有馬上認識到自殺事件的重要性。
“全危機”模式
郭台銘表示：“坦率地說，前幾次自殺事件並未讓我感到問題嚴重。我們擁有大約80萬名員工，光是這裡(龍華)的廠區面積就有2.1平方千米左右。現在而言，我感到有一種負罪感；而在當時，我認為自己不該負全部責任。”
郭台銘稱，在3月份發生第五次自殺事件後，“我決定做點兒不一樣的事情”。
在5月底以前，也就是第九名富士康員工跳樓身亡以後，富士康就已進入了“全危機管理”模式， 在廠區建築物周圍架設了300多萬平方米的黃色安全網，並成立了一個由100名接受過培訓的員工組成的、24小時運作的心理輔導中心。公司管理層將深圳工人的工資提高了30%，至每月人民幣1200元，並承諾將在10月份第二次提薪。
到最後，富士康聘用了英國WPP集團旗下的博雅公關公司(Burson-Marsteller)，來幫助其製定一項正式的公共關係戰略，這在該公司35年多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老”巴菲特
博雅公關為富士康制定的計劃的一部分內容就是，批准了《彭博商業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的請求，史無前例地允許其進入富士康的工廠車間和工人宿舍，並允許其與“自殺求助熱線”的接線員乃至郭台銘本人進行接觸。在對郭台銘進行的長達3個小時的採訪過程中，他談到了很多事情，比如說沃倫·巴菲特(郭台銘：“他太老了。”)、學位是否有用(郭台銘：“光靠看書沒法學會游泳。”)乃至史蒂夫·喬布斯(郭台銘：“我逼他把名片給了我。”)等等。郭台銘還嘲諷了一些紐約銀行家，譏笑他們“看著哈德遜河說：'我是世界之王。'”
這次採訪是在龍華工廠進行的，進入這裡看起來就像跨越國境一樣困難——7條象收費站一樣的車道，還有穿著制服的保安。雖然有些單調和功利主義，但這個廠區就像是一個功能齊全的城市，有快餐店、ATM取款機、奧林匹克標準規格的游泳池、巨大的LED顯示屏等等，還有一家書店，出售中文版《哈佛商業評論》等書籍。
在廠區的顯要位置陳列著郭台銘的自傳，其中包括他的許多格言，如“工作本身就是一種快樂”、“環境殘酷是件好事”、“飢餓者頭腦特別清楚”和“千軍易得，一將難求”等。
台灣首富
富士康目前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商，郭台銘則是中國台灣地區最富有的人。根據《福布斯》雜誌的估測，郭台銘的個人財富約為59億美元。郭台銘稱其無法確認這個數字，原因是他沒有做過記錄。
郭台銘操著他在上世紀80年代旅美時學會的口音很重的英語說道：“有一個人負責統計我的財產，每年他都會給我一張紙，說：'嘿，你有多少多少財產。 '對我來說，我覺得我對自己有多少錢不感興趣，我不在乎這個。現在我不是為錢而工作，而是為社會，為我的員工。”
郭台銘今天經營的這家工業巨頭最早是從他母親借給他的7500美元起步的，他第一個公司總部設在1974年租來的台北郊區的一間小屋裡。那時，郭台銘只有23歲，接受過三年的職業培訓，還服過兵役。
此後他還當過兩年的運務員，對台灣地區繁榮中的出口經濟有了第一手的認識。他覺得，自己不該再做瑣碎的工作，而應投身到這場“遊戲”中去。
無限量的廉價勞動力
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台灣地區的勞動力市場一直都很緊張，工人工資節節上升。在這種形勢下，製造商開始轉向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雖然中國內地更近，而且廉價勞動力的供應幾乎是無限量的，但幾乎沒有公司敢去那裡，原因是內地的基礎設施過於原始。
郭台銘沒有被嚇倒，他在深圳郊區開了一家店。那時，當地正湧現出許多生產廉價服裝、鞋子和兒童玩具的工廠。
1991年，郭台銘將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在台灣證交所掛牌上市，為其主要面對中國內地市場的業務拓展計劃進行融資。郭台銘稱，到1996年，他就已清楚知道中國將成為一個製造業中心，並開始在龍華工廠投入大量資金。
郭台銘在世紀之交的製造業變革中所扮演的角色明顯有個先例——亨利·福特(Henry Ford)也曾認識到垂直整合、自己生產材料以及調整流水線來獲得最高效率的重要性。福特夢想著建立一個極其龐大的企業帝國，大到需要整個美國的人口都來為其添磚加瓦的地步。
現代福特
郭台銘之於深圳，正如福特之於密歇根。
郭台銘很快發現，為了在中國內地維持有效率的勞動力，他不得不提供住宿、飲食和醫保——這些額外成本將他大多數的競爭對手都擋在內地市場之外。他必須萬事親力親為。
在20世紀90年代末，時任外包生產巨頭新加坡偉創力公司(Flextronics International)CEO的邁克爾·馬克斯(Michael Marks)見證了富士康深圳業務的成型。
1996年，郭台銘主動提出為康柏生產台式機底座，報價比康柏自己生產要低很多。
有膽量做任何事
戴爾亞洲採購部前負責人方國健稱：“他(郭台銘)有大舉做任何事情的想像力和膽量。”不久之後，富士康就開始為IMB、惠普和蘋果代工生產構造極簡單的電腦，這令整個行業都法傷了改變。 1998年，當郭台銘從戴爾拿到第一份台式機底座訂單時，戴爾堅持要求他在美國市場上進行這項工作，理由是靠近最終市場。郭台銘不得不答應了。
iPhone 4
當蘋果iPhone 4接近投產時，富士康和蘋果發現，iPhone 4的金屬結構過於專業，因此只能使用昂貴的、低產量的機器來進行生產，而這種機器通常只留作樣機。蘋果設計師不會改變產品規格，因此郭台銘從日本發那科公司(Fanuc Ltd)那里以每台20萬美元的價格訂購了1000多台這種機器。與此相比，大多數公司都僅有一台這樣的機器。
蘋果首席運營官蒂姆·庫克(Tim Cook)稱：“郭台銘是一位堅強的領導者，他十分苛求完美。他是一位令人信賴的合作夥伴，我們對能與他合作感到幸運。 ”
目前，龍華工廠的iPhone日產量為13.7萬部，也就是大約一分鐘90部。
辭退弟弟
郭台銘一直與家人保持著密切關係——但至少在過去，他的態度十分明確，那就是以事業為重。郭台銘的弟弟郭台成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擔任富士康旗下一個部門的總裁，但他並未獲得特殊待遇。
據當時在富士康任職的一名高管稱，郭台銘或像責罵其他任何員工一樣責罵郭台成。最終，郭台成離職創立了自己的公司。
富士康的另一名前高管稱，在去年就表現不佳的手機部門進行討論的一次會議上，郭台銘曾將一名高管罰站10分鐘，原因是他的回答令人感到不滿意。
薪水3美分
但在獎勵員工方面，郭台銘曾有另一種表現。當他的官方薪水僅為1台幣(約合3美分)時，分析師稱其曾自己掏腰包向高管支付獎金。
市場研究公司Gartner分析師傑米·王(Jamie Wang)稱，這使富士康能更加容易地留住頂級高管，而不會對公司利潤造成損害。
模仿性自殺
羅徹斯特大學精神病系系主任、自殺預防專家埃里克·凱恩(Eric Caine)稱，富士康員工的自殺死亡事件顯示出“自殺串”(suicide cluster)的特性，這種模仿性自殺的現象最先是在幾個世紀以前的歐洲工業化進程中出現的。
凱恩指出：“當員工總數超過90萬時，自然會有人出現精神健康問題，如空想分裂症和周期性壓抑等。”
不感到害怕
接受《彭博商業周刊》採訪的龍華工廠工人不同意有關他們被如何對待的各種說法，而是與許多人對自己工作的抱怨情緒沒有明顯的區別。有20多名員工接受了採訪，沒人表現出因害怕而不能自由說話的跡象，在工作崗位上的工人是在沒有管理人員在場時接受采訪的。
其他被採訪者是在網吧、員工食堂和公司小賣部中接受采訪的。大多數人看起來都十分清楚自己的選擇，他們為富士康打工是因為希望盡可能快地賺到錢。一些人希望獲得現金來購買他們生產的東西，其他人則希望成為企業家。
沒人因為必須加班工作而感到心煩；恰恰相反，有加班時間頗具吸引力。
質疑集會活動
一位23歲姓程(音譯)的工人稱，他在富士康的工作條件要比在此前三家公司工作時好得多，但他確實曾在今年5月參加過一次由所在部門組織的為期1天的罷工，對他們必須曝露在毒煙環境下進行工作提出抗議。共有70人參加了此次罷工，他們希望獲得更好的保護措施，而不是繼續使用紙面具。
程姓工人還對類似於8月份舉行的集會活動提升士氣的作用表示懷疑，他表示：“玩的時候所有人都很開心，但過去以後，該壓抑的人還是會壓抑。這是很膚淺的做法。”
脆弱的一代
來自湖南農村的20歲女工李曉楓(音譯)2009年5月加入富士康，在龍華廠區的惠普彩色打印機流水線上工作。她說，她這一代人遠遠無法接受長時間的工作、低工資和言語粗暴的管理者。
李曉楓解釋道：“年輕人，尤其是90後這一代很有熱情，但一旦碰上障礙就很容易壓抑。我們承受苦難的能力比較差。”
城市規模的廠區
富士康的下一波發展浪潮已經開始。該公司已經通過建設城市規模的廠區而取得了自我發展，而現在郭台銘希望將員工服務的負擔轉嫁給地方政府。
郭台銘稱：“我們在上世紀90年代初來到深圳，建造工廠並提供住宿和自助餐廳，甚至是洗衣店。我們不只是一家工廠，我們還承擔了社會責任”；現在，“我認為我們需要改變這種情況。企業應該集中致力於業務工作，社會責任應該是政府的責任。”
下一站：美國
在大多數經濟體中，一個人從低工資的長時間工廠勞動走向相對舒適的白領工作的旅程可能會花費幾十年時間。中國勞動者有可能在幾年時間裡走完這一旅程，部分功勞應歸於郭台銘。
在郭台銘的構想中，最引人遐想的可能是他計劃將更多生產活動轉到美國市場上進行。目前，富士康在休斯敦的一家工廠擁有大約1000名工人，這家工廠為企業客戶生產專業化的高端服務器，但富士康拒絕透露其客戶有哪些。郭台銘還計劃在5年內建立一家全自動化的部件生產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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